何谓国学？

国学是一个上世纪二十年代产生的名词，当时的历史背景不必多说，学术上的时代主题是西学东渐。此前中国的旧学在现代文明面前一败涂地，曾国藩继承明儒传统，身体力行，通经致用，后来又有张之洞提出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，力图调和传统与现实的阴阳关系。后来学术界兴起“整理国故”的热潮，虽然与当时历史条件看似不协调，实则是有深刻历史理性的。提出学习西方，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魏源，当时不但提出学习西方文明，同时又提出要恢复两汉经学，这看似极为矛盾，其实正是魏源的高人之处，此后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，才有了中西交流的合理原则。

当时国人有一种全盘否定国粹的倾向，外国来的就是梅毒也是好的，而看新文化运动闯将之一胡适，则在介绍杜威的实践主义时同时讲授中国哲学史。当时的历史氛围下，国学概念产生后其意义内涵自然较复杂，包括传统官方民间各种学问、艺术、技艺等，但在狭义上，国学之范围不脱经史子集四部，同时四部中又以经学为首。

宋明时易学继陈抟而有邵雍，后朱熹采易图讲易，重在义理，此时理学产生，又者经历隋唐，经学受到禅宗影响，又进入新的境界。再有太极、气、理、性之说遍及人心，此时经学离孔子所治经已渐远，至王阳明“心学”则更是采佛家大乘精义。清朝文字狱大兴，考据朴学大兴，乾嘉年间尤盛，纳兰《通志堂经解》之后，诸家整理经学文字勘定版本，并作正义笺疏，焦循、钱大昕、阮元等为冠。

近代俞樾兼通今古文，其弟子则又启今古文之争，又有南海先生康有为作《新学伪经考》，当时章太炎、刘师培诸人，遂争演愈烈。通经学史，还须知道经学背后的政治因素，如汉代治经是士族垄断仕途的方法，注经便是掌握话语权，乃造出俨然春秋贵族一般的世代簪缨之巨族，在晋以后士族遂成为超越皇权的势力，至有“王马共天下”之说。今古文之争更牵涉到很多政治因素，如王莽改制等，总而言之，经学中问题错综复杂，而只有治经学后，才能遍及群书，治史、子、集部。例如，不通经学，不会《尔雅》、《说文解字》训诂音韵之类，就无法在文句上读懂古书；不懂《周易》象数乃至天文地理者，就无法读懂史书中各种历法天象灾异记载，也读不懂《史记》中《秦楚之际月表》之类，从而亦无法理解司马迁“究天人之际”的理论体系；不懂易学，不读《春秋》、《诗经》、《礼记》之类，就无法理解子学中的很多理论来源（因为古代文化的整理者和集大成者不是老子、墨子、庄子，而是儒家的至圣先师孔子）。集部有楚辞、总集、别集等分类，主要收录历代文艺方面作品，这一部分由于历代作家不断更新填充而蔚为大观，如宋人著书就有数万卷，而在江陵焚书之后天下藏书不过才两三万卷。此部分与经学中小学（音韵训诂等）多有关联，如《佩文诗韵》等，要之，不同小学，不解平仄及古音等就不能吟诗填词作赋属文，今人文章不济多半还是小学功底不够扎实，对汉字本身感悟不深，又不能通其他几门语言与汉语对比，更显语言能力单薄。集部文章可作三不朽之“立言”者，也是文章精华处。

经史子集之外，如《西厢记》、《牡丹亭》之类可归集部，又是艺术门类，也是国粹内容，国学中也有一席之位，但已非主体脉络，今日发扬光大可以，但其实已是末业闲流。

论国学，先明国学之义，所谓必也正名乎，善哉。